老成人：指德高望重的老臣。

典刑：指成法常规。

曾：乃，竟然。是莫听：即“莫听是”，“莫听之”。

大命：指国家的命运。倾：倾覆，灭亡。

亦：语助词。

颠沛：即“颠仆”，跌倒。这里指树木被拔倒。揭：举，此指树木被拔倒后树根蹶起。

本：树根。拨：“败”的借字，毁坏。以上三句，朱熹解释说：“言大木揭然将蹶，枝叶未有折伤，而其根本之实已先绝，然后此木乃相随而颠拔尔。苏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废，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为不义以自绝于天，莫可救止，正犹此尔。’”

鉴：镜子。

夏后：周人称夏朝为夏后氏。此指夏王桀。以上两句是说，夏桀的亡国是殷纣的一面镜子。言外之意是说殷纣就是厉王的镜子。

【品评】　这是一首讽刺周厉王暴虐无道的诗。《诗序》：“召穆公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故作是诗也。”应该可信。西周王朝在“成康之治”以后，便逐渐衰落，至厉王时，国家已存在严重隐患。而厉王又是一个昏庸而残暴的君主，他一方面任用奸佞小人，大肆搜刮人民的钱财，甚至以折磨人民为乐；另一方面又用巫者监视人民的言行，实行恐怖统治，弄得人民“道路以目”，不敢随便交谈。这样，人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于公元前842年就把厉王赶到了彘（今山西霍县东北）。这首诗大约就作于此稍前。由于厉王以卫巫“使监谤者”（《国语·周语》），所以诗人假托文王指斥殷纣的方式来对厉王的无道进行批评。

此诗全诗八章，除第一章托言上帝，指出当时朝政多邪僻和“天命靡常”的道理外，其余七章皆以“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领起，用文王的口气指斥殷纣王，实际是斥责周厉王。这是一种借古喻今、指桑骂槐的手法。清人陆奎勋《陆堂诗学》卷十说：“‘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所以申明‘疾威上帝，其命多辟’之意，初无一语显斥厉王，结撰之奇，在《雅》诗亦不多觏。”吴闿生《诗义会通》说：“此诗格局最奇。本是伤时之作，而忽幻作文王咨殷之语。通篇无一语及于当世，但于末二语微词见意，而仍纳入文王界中。词意超妙，旷古所无。”这种借古喻今的方式为诗歌创造了一种新的表现手法，为文学利用历史题材开辟了道路。

从全篇来看，本诗也有“结撰之奇”。首章写当时的“其命多辟”和天命无常的道理，为全诗在情与理方面定下了基调。结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正含着“周鉴不远，在殷商之世”的意思，因为全篇是以文王斥责殷纣王的语言出之，并未言夏桀如何如何。读过掩卷，深味之可知，而并未形诸文字。吴闿生说：“然尤妙者，在首章先凌空发议，末以‘殷鉴不远’二句结之，尤极帷灯匣剑之奇。否则真成论古之作矣，人安知其为借喻哉。宜顾震沧以为千秋绝调也。”真善读诗者。

首章斥“疾威上帝”，而二章以后斥纣王，正见得诗人之意既不在斥天帝，也不在斥纣王，而是暗指今王。第二章突出斥责纣王强横暴虐，聚敛搜刮，方玉润《诗经原始》：“贪暴二字是厉王病根，故先揭出，作全诗眼目。”三章又承二章，写纣王强横暴虐造成了天下怨沸、流言四起、寇盗攘窃之祸不断的混乱局面。而殷纣仍然诅咒善人，没完没了。四章先说纣王以积怨为有德，再说其生性暗昧，不辨善恶，因而身边没有贤臣辅佐。五章从沉迷于酒的角度具体揭露殷纣如何恣肆放纵。六章又承三章而言，说殷纣的倒行逆施，使得国人怨声沸腾，忧心忡忡，怒火延及远方，所作大事小事都近于败亡。七章承六章，分析殷纣众叛亲离、天下怨沸的原因。指斥殷纣违背旧典，不用老臣，致使“大命以倾”。而“虽无老成人”又与第三章呼应。八章援引古谚，指出殷纣政权已经从根部腐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希望厉王以史为鉴、早日觉醒。自二章至八章，分别从强横暴虐、行事邪僻、沉迷于酒、民怨沸腾、内外交困等方面来指斥殷纣。不过，在表达时并不是依次而论，而是前后交叉、互相补充。

本诗在修辞上也用了多种手法。“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是顶真，表现文王深沉的感慨。自第二章起，皆以此两句领起，以反复来表现诗人难以言尽的感慨，也加深了读者的印象。二章“曾是强御，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四个排比句表现出强烈的斥责语气。四章“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四句以排比强调殷纣身边无贤臣。“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是排比，也是比喻，用来形容民怨沸腾和国家政治气氛紧张，生动而准确。“人亦有言”几句，则为引用，又是比喻。而结句“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高度概括，具有警句的性质，也因而成为成语。

此诗作者为召穆公，名虎，是一位忧国忧民、富有政治远见的大臣，也是西周末年一位杰出的诗人。《国语·周语》、《史记》皆载有其谏厉王纳谤的事。《诗经》中除了此诗，《小雅》中的《常棣》、《伐木》、《天保》，《大雅》中的《假乐》、《民劳》、《江汉》、《常武》也是召穆公所作。《民劳》亦为谏厉王而作，可与此诗合观。从创作时间上看，《民劳》大约作于《国语·周语》所载召穆公初次进谏前后，《荡》则作于国人之乱前不久的时间，故此诗较《民劳》更为沉痛，有对厉王的不满，更有对厉王的痛恨。此即孔颖达《疏》所说：“厉王无人君之道，行其恶政，反乱先王之政，致使天下荡荡然法度废灭，无复有纲纪文章，是周之王室大坏败也。故穆公作是《荡》诗以伤之。伤者，刺外之有馀哀也。其恨深于刺也。”召穆公的其他作品只作于其助宣王中兴的功业中（参拙文《周宣王中兴功臣诗考论》，刊《中华文史论丛》总第五十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