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论》原为卷篇，今存篇。在此书中，何去非通过对战国至五代的兴废成败和个军事人物的用兵得失的评述，阐述了他自己的军事思想，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兵以义举一的战争观《备论》通过对汉武帝和符坚用兵得失的分析，提出了自己对战争的看法，指出：“兵有所必用，虽虞舜、太王之不欲，固当举之；有所必不用，虽蚩尤、秦皇之不厌，固当戢之。”在这里，《备论》认为对战争要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因为在历史上既有因否定战争的作用而导致亡国的，也有因穷兵黩武而最终失败的。战争的发动，必须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是正义的，正义的战争就会取胜。因此，它主张“兵以义举”，指出：“夫兵以义动者，其势足以特立。”这些论述表明何去非有较正确的战争观。

治军思想针对北宋兵多而无战斗力的实际情况，《备论》在治军方面首先提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而致死者胜”的看法。它认为战争的胜负不在于兵力的多少，而在于治理得如何。军队治理得好，就可以以少胜多，以寡击众。《备论》十分重视军纪，认为“治军而废纪律者败”。军队纪律虽然不是士卒自愿乐意接受的，但将领必须以严格的军纪要求他们，使士卒知道自己的职责。只有这样，军队的士气才可以养成，战斗力才有可能提高。军队既有严明的纪律，又有高昂的士气，即使面临大敌，也能战而胜之。

作战指导思想在这一方面，《备论》突出强调了“智”，认为“以智用兵”，“则常以全胜”。它说：“夫兵以势举者，势倾则溃；战以勇合者，勇竭则擒。唯能应之以智，则常以全胜而制其二者之弊。”在用兵作战中，“势”、“勇”、“智”三者，“智”是最重要的。以智用兵，一是要“必知夫攻守之所宜”，该攻时攻，该守时守；二是要随机应变，严防作战指导上的呆板固执。它说：“天下事功之成，常出于权；而其不济，常主于固。”善于根据战争的变化而调整作战方式和部署，就能够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反之就会处处被动，终至败亡。

《备论》还对“兵”与“法”，即战争实践和兵法原则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它说：“兵未尝不出于法，而法未尝能尽于兵。以其必出于法，故人不可以不学；……以其不尽于兵，故人不可以专守。”这说明作战实践必须以兵法原则为指导，因为兵法原则是前人对无数战争经验的总结，所以不能不学习和借鉴；但是兵法原则没有也不可能穷尽战争实践，所以对兵法原则又不能墨守陈规。战场情况是千变万化的，而兵法原则是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概括。如果教条式地守着兵法原则去指导生动无比的战争实践，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对待兵法原则的正确态度是“不以法为守，而以法为用”，灵活运用前人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指导现实战争实践。这些论述含有辩证法思想，是正确的。

《素书》

旧题汉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后人认为此书是张商英托名于黄石公所作，是北宋时期的著作。《宋史》卷二○七《艺文六》兵书类著录《素书》卷，注：“张良所传”。今本《素书》不分卷，共篇，即《原始》、《正道》、《求人之志》、《本德宗道》、《遵义》、《安礼》。《素书》具有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是一部用儒家思想来溶汇兵家思想的兵书。此书开头便说：“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夫欲为人之本，不可无一焉。”但是，它也强调要深谋远虑。它说：“深计远虑，所以不穷，……先揆后度，所以应卒，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又说：“夫志心笃行之术，长莫长于博谋，安莫安于忍辱，先莫先于修德。”还说：“阴计外泄者败。”《素书》也讲“时”，但它已把兵书上的“时”概念转用到人事问题上。它说：“潜居抱道，以待其时，若时至而行则能投人臣之位，得机而动，则能成绝代之功，如其不遇，没身而已”。由此可见，在《素书》中，兵家的军事思想已被儒家思想所溶合，这也是《素书》作为兵书的特点。

《百战奇法》

约成书于北宋末年，其作者已不可详考。这是一部以《武经七书》等古代兵法为理论依据，以五代前历代战争战例为基础，条分缕析各种战法，从而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的兵书。它主要围绕战争谋略，治军备战等问题，论述了古代战争的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在前人论兵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战例，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军事思想。